第281章  有些文字天生就是为大众而生

    许成军闻言，心中微微一凛。

    上来就是如此硬核且敏感的问题啊~

    当前，关乎「十七年」文艺传统、特殊时期后的反思以及未来道路的争论，各方观点早已势同水火。

    十七年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加上许成军引起的新现实主义和热现实主义，正打的不可开交。

    他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沉吟了片刻，整理了一下思绪，才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平稳：「解放思想，是为了让我们有勇气和智慧，抛开过去僵化教条的桎梏，更真实、更深刻地去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世界：是为了能更敏锐地反应人民群众丰富的心声与情感，尝试用更多样、更富表现力的方法去进行艺术表达和创作。这是手段，是路径，是为了让文学更有生命力。」

    该说不说，东大的思想不需要解放，但是属于个人的思想需要解放。

    而文学的使命就在于此。

    他略微提高了声调：「而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是本质，是根基。它决定了我们文学为谁服务、表现什么、倡导什么。我认为，在今天，一些局限于个人小天地的、沉溺于小资」情调而无视时代洪流的创作倾向，是与我们社会发展的主流脱节的，是行不通的。我

    们要与时俱进，我们的笔触必须紧紧跟随著时代的脉搏，反映我们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站稳人民的立场。」

    许成军声音徐徐，说者无意，听著有意。

    在听者耳里，这位年轻作家的论调在一开始似乎和主流没什么区别，但是细品，总会觉得他在铺垫什么。

    而事实也证明如此。

    他这个人一如既往的不被这个时代所拘束。

    刘剑庆暗暗感慨。

    许成军举了个例子：「现在有些作家，持续地、反复地描写过去的苦难，聚焦六七十年代的伤痕，刻画农村的贫瘠。这些题材本身没有错，那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认真书写是对历史的负责。但是，现在是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潮已经涌动，城乡涌现出无数新的事物、新的矛盾、新的希望、新的人物。这些，才是我们作家更应该去关注、去描绘、去思考的。  

    如果时代已经向前发展了，作者的视线和情感却还长久地滞留在过去的苦难中，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唯一的、主要的文学资源，那么这可能就不仅仅是题材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情感倾向问题。这说明，作者或许没有真正站在当下人民的身边，去感受他们的呼吸，去反映他们正在面对的新问题、新追求，那我认为他们是有私心的。」

    最后，他总结道：「所以，如何把握这个尺度？我认为，答案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原

    则上：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人民在哪里，他们的生活、奋斗、梦想在哪里，我们写作的焦点就应该在哪里。我们的国家要与人民在一起，我们写作的人，更要与人民在一起。这才是最大的真实，也是最根本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大胆解放思想，探索一切有益的艺术形式，我们的文学才能既有正确的方向，又有蓬勃的活力。」

    刘剑庆听罢，身体微微前倾，眼底闪过一丝激赏，却没有立刻接话。

    话说的很隐晦，但是大意他都是明白的。

    里面有些深意他想过或者没想过，但是不重要，这本就预设了一种可能。

    而许成军的观点最关键之处，是把他的观点具象化，具体的给到了这个时代。

    清晰、直白、不留余地。

    一如既往的干脆利落，给人不得反驳的余地。

    22岁嘛？

    他端起面前的白瓷杯，不紧不慢地吹了吹浮叶，呷了一口。

    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香气却因这短暂的沉默，在室内悄然弥漫开来。

    他很希望看到五十岁的徐成军又是怎样的人？给出这个时代怎样得滚点。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不只是谁坐在他对面问出问题了——

    陪同的那位复旦领导，宣传部的胡千山，是个面相和善、鬓角已见霜色的中年人，此时也不由点了点头，轻声对旁边的记录员感慨：「与当前文坛的声音大不同啊。」

    「说得好啊，成军。」刘剑庆放下杯子，「人民在哪，我们就写到哪」。这话听起来朴素，可要做到，难。不是背著挎包下乡转两圈、记点方言土语就叫和人民在一起了。

    你是真的下去过，吃过风沙的。」

    他指的是许成军去年那段西北之行。

    这事在圈内不算秘密，但此刻被刘剑庆在此情此景下提起，分量便不同。

    他也没有接起许成军的意有所指，而是当做没听到。

    许成军谦逊地笑了笑，也没接这个话头。

    刘剑庆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示意旁边的年轻记者一一位戴著黑框眼镜、始终奋笔疾书记录的女孩稍停，自己从随身带来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用蓝黑墨水写满了字，有些地方还划著名线、打著问号。

    「那我们深入一点。」

    他扶了扶眼镜，目光再次聚焦在许成军脸上，问题变得越发具体，也越发犀利，「你刚才提到小资阶级那一套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是行不通的」。最近文坛，包括一些受青年

    读者欢迎的作品里，确实存在一种倾向：过多描写个人的苦闷、彷徨、情感的细微，甚至有些作品透露出对集体价值的疏离感。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解放思想」必然带来的副产品，还是创作方向出现了某种偏差？」

    许成军闻言，轻轻「哦」了一声，随即笑道：「刘主编，您这是给我下套啊，专挑让我得罪人的问题问。」

    刘剑庆摸了摸鼻子，也笑起来：「你还怕得罪人？」

    「我倒不是怕得罪人，」许成军佯作无奈地摇摇头，「就怕哪天走夜路，被人套了麻袋。」

    一句话引得满屋子人都笑了起来，先前略显凝重的气氛松快了些。

    这问题确实刁钻，若想敷衍过去也容易，说些「百花齐放」、「时代必然」的场面话便是。

    除了他这个知晓未来大致走向的穿越者，旁人谁又能真正驳斥？

    但许成军只犹豫了片刻，神色便认真起来，决定把话往深处说。

    「有些文字，天生就是为大众而生，讲的是共通的悲欢、时代的脉搏：有些文字，则更偏向为特定的、或许是小众的群体而写，探索个人化的体验。」

    他缓缓道，字句清晰，「这两者未必构成竞争，因为人性需求的比例和层次本就复杂，受众的范围也大致有定数。各取所需，本可相安无事。」

    他话锋一转，语气加重：「但问题在于，若硬要将原本服务于小众趣味、探讨局部问题的作品，强行拔高到代表时代精神、引领大众思想的地位，那便是德不配位，名不副实。在我看来，这就产生了偏差，也是当前一些争论的根源。」

    他稍作停顿，似乎想到了更深远的问题，继续道：「再说开一点，如果我们忧虑未来某天文学失去生存空间，那么根源很可能不在于娱乐方式的冲击，而在于文学自身理性的缺失。请注意，这里的理性」并非指自然科学逻辑，而是一种清醒的、有分寸感的、尊重复杂性的思维品质。写作当然需要激情与感受，但许多创作者，我姑且称之为某一类「文人」恰恰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程度感」和边界意识」。他们习惯于用强烈的、未经审辨的情绪来驱动笔锋，并将其美化为忠于感受」。久而久之，笔下的世界容易变得极端而扁平。」

    他谈到「苦难」这一永恒主题：「苦难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经验之一，书写苦难本身没有错。人世间的苦难五花八门，超平想像。对多数人而言，生活本就如同逆水行舟，需要竭尽全力。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如此顽强的求生意志从何而来？面对苦难的碾压，那些令人震撼的高尚、坚韧、或极度复杂的人性反应，又是如何产生的？————理解这些，远比描绘困难要艰难得多，但带来的精神触动也深刻得多。我们的文学，不是苦难写得太多，而是能真正穿透苦难表象、挖掘出其背后生命韧性与精神困境的书写，太少了，文学的力量在于启迪。」

    这一席话说完，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隐隐有种震撼的气氛在弥漫。

    在座的都是文字工作者，心底其实都明白一个近乎通病的现象。

    文人很容易陷入自我的视野，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笔下的人物和世界常常是经过主

    观情绪过滤后的投影。

    嘴上说著「为人民写作」，但最终落笔时，服务的可能只是自己的情感投射或美学趣味，甚至很多人连直面这一点都不愿意。

    许成军如此直白地将这一点剖开，不啻于一种大胆的冒犯。

    冒犯了这个时代。

    真是百无顾忌啊！

    还真是能说出中国文学已死的许成军，把这个时代要搅的乱七八糟。

    服了！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缓了缓呼吸，平复了一下心绪。

    刘剑庆深深看了许成军一眼，接著抛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么，依你之见，什么样的主题，才真正具备这种穿透苦难、抵达理性深处的力量？或者说，你认为文学最应关切、

    最能点燃思想火花的，是什么？」

    许成军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了然和决然。

    他清晰地回答道：「是那些直指人类根本处境与文明核心价值的主题：对强权异化的抗争，对不公命运

    的不屈，对社会积弊的尖锐批判，对权责对等的深入追问，对真理的无畏求索，对谎言与伪善的鞭挞，对普世价值的坚守，对平等权利的追求，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对残酷战争的深刻反思，对情感被物化的痛斥，对人性复杂深渊的挖掘，对契约精神的恪守，以及对自由意志的由衷歌颂。这些，构成了古今中外那些伟大文学共同的思想内核，也是文学能成为精神灯塔的基石。」

    他的语调逐渐变得沉重而充满警示意味：「我们必须警惕，当代文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或者未来有可能陷入持续且大范围的思想返祖」？它不仅未能充分肩负起时代所需的思想启蒙重任，反而时常沉溺于一些贫瘠乃至扭曲的叙事模式！」

    「简化的善恶二元对立，被过度渲染甚至畸形的男女情爱，对苦难与匮乏近乎病态的沉迷，在处理个体与集体关系时隐含的、权责不对等的陈旧伦理，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以及散发著陈旧气息的犬儒态度与虚无主义————」

    「这使得文学的精神内核不断被稀释，思想的锋芒被主动或被动地磨平。这样的作品，难以引发深层次的灵魂共鸣，读者无法从中汲取直面现实痛苦的勇气，获得反思历史与当下的智慧，更谈不上塑造独立人格、点燃思想进步的火种。它不仅偏离了文学应有的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甚至可能在不自觉中，沦为一种让人逃避真问题、麻痹感知、钝化思考的温和工具。」

    最后，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如同敲击在每个人的心壁上：「真正的文学，应当是一柄刺破迷雾与假象的利刃，一面敢于映照人性全部幽暗与光辉的镜子，一声唤醒麻木、催人警醒的号角。如果文学不能勇敢地叩问不公、执著地追求

    自由、坚定地捍卫真相、致力于启迪民智，那么，无论辞藻多么华丽，叙事多么精巧，它也终将只是一堆缺乏灵魂的空洞符号，难以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真正深沉而动人的回响。」

    轰！

    这一段话不讲道理撕开了在场所有人的思绪。

    随刘剑庆前来的年轻记者名叫刘若徐，清华哲学系出身。

    刚毕业便能分配到《人民文学》这等核心刊物，且初次外采就跟随副主编担当重任，其才情与背景可见一斑。

    她是清华园里曾备受瞩目的才女，颜值、才华都是当时数一数二。

    最初知道许成军，是因为他那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向光而行》。

    彼时她心气正高，扫过几眼，便轻飘飘地下了断语不过是些盲目的乐观主义，漂浮在半空，丝毫不接地气。

    许成军这个名字，在她心里便就此打了个叉。

    可世事偏不遂人愿。

    许成军这个名字，竟像投石入湖后不断扩大的涟漪，声音越来越响，渐渐成了她无法

    忽视的存在。

    《试衣镜》《谷仓》《红绸》《希望》《八音盒》《黑键》

    一部部作品接连问世，诗歌与散文更如春风漫过原野，即便她有意移开视线，那些赞誉、争论乃至街头巷尾的谈论，还是不由分说地钻进她的耳朵。

    她从最初的抗拒，渐渐变成一种挑剔的被迫接受。

    她试图牢牢抓住他的毛病—想说《试衣镜》沉溺于个人情绪的迷宫里，想说《红绸》不过是应景的「主旋律」，想说《黑键》的色调太过阴郁————

    可很快她便发现，自己竟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框子去套住他。

    他的笔调太多变了，时而冷峻如手术刀，时而温情如春水，时而磅礴如江潮。

    究竟什么才是许成军的风格？

    她越是想厘清，就越是困惑。

    直到那个偶然的机会，她在北大礼堂亲耳听到他的演讲「中国文学没有未来，因为未来属于中国。」

    那掷地有声的话语，那全场沸腾的掌声与喝彩，像一道强光，猝不及防地劈开了她先前所有预设的成见，直抵内心某个从未被触动的角落。

    那一刻，她清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

    正因如此，这次采访机会，是她主动向刘剑庆争取来的。

    她想近距离看看，这个人究竟还有什么。

    而当此刻！

    许成军用平静而坚定的声音说出「真正的文学，应当是一柄刺破迷雾与假象的利刃，一面敢于映照人性全部幽暗与光辉的镜子」

    刘若徐仿佛看见鲁迅在铁屋中发出呐喊的孤影！

    看见那些精神先驱在暗夜中举火前行的身姿！

    一种混合著震撼、共鸣与极度兴奋的战栗，毫无预兆地从脊椎窜上颅顶，席卷四肢百骸。

    她颊上飞起一片抑制不住的潮红，呼吸微微急促，下意识地并拢了两条浑圆修长地大腿，仿佛要稳住那阵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烈的眩晕。

    「怎么了，若徐？」刘剑庆注意到她的异样，侧头低声问。

    「没、没事。」刘若徐飞快地摇头，指尖悄悄掐了下自己的虎口，试图让翻涌的血色稍褪，声音却仍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

    刘剑庆看著她瞬间绯红的耳根，心下不由暗叹一口气。

    得，就知道会这样！

    他可是早听说了，沪上的王安亦，京城的沈梁溪————

    这小子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心高气傲的才女。

    许成军身上那种混杂著惊人才华、清晰洞见与某种低调沉稳的引力，对这些聪慧又敏感的年轻姑娘来说，简直是难以抵挡的风暴。

    更何况，他瞥了眼许成军的脸，这特么长了张当明星的脸！

    再加上这气质，他要是个女的早就上了！

    他收起思绪，重新看向许成军：「成军啊成军，你真是回回都给我惊喜」！上次北大讲座我没赶上，合著这次是专门给我补课来了？就你刚才这番话，不用添油加醋，原样登出去，就够石破天惊，掀起一场大风波了！我这采访人听得可是一后背的冷汗。」

    倒是旁边作陪的复旦领导，一脸气定神闲，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仿佛早已见怪不怪o

    那表情分明在说：嗨，习惯就好。你们外面的人大惊小怪，我们复旦自家有这么一

    个「宝贝」，早就被迫练出了一副强健的心脏。

    刘剑庆稳了稳心神，指间的钢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边沿轻轻叩了两下。

    他原本备好的问题提纲里，还列著诸如「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局面，你认为我们的文学应该如何贴合新时代的脉搏，真正反映全会后国家的变革、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或是「当下群众对文学作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元，你认为文学在新时期除了审美价值，还应承担怎样的社会使命，如何发挥文学凝聚人心、鼓舞干劲的作用？」这类稳妥而开阔的命题。

    可此刻，他竟觉得那些问题在唇边滞住了。

    并非问题本身不重要，而是在眼前这个二十二岁青年刚刚劈开的那片思想旷野面前，那些中规中矩的框架，忽然显得有些苍白、有些隔。

    他几不可闻地轻叹了一声，心中翻涌著复杂的感慨。

    这般年纪，这般见识，这般敢于剖开血肉、直指骨髓的胆魄————真是————

    他迅速收敛了散逸的思绪，访谈仍要继续。

    他清了清嗓子，将谈话引向一个或许更贴近许成军近期学术重心的领域，声音恢复了作为主编的沉肃：「成军，我们换个角度。哔哔期间，文学理论曾一度陷入严重的僵化与教条，这是不争的事实。进入新时期以来，你认为这几年，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哪些真正值得重视和肯定的突破？同时，在向前探索的路上，又暴露出哪些亟待我们清醒认识并著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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