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印刷与公立图书馆如同两道水闸，开启了知识的洪流。然而，紧随其后，一股更加湍急、更加难以预测的潮水，已在不经意间漫过堤岸，以更迅猛的姿态，冲刷着帝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那就是“新闻”与“舆论”的加速传播。一种脱胎于旧有信息载体，却因印刷术革命而获得全新生命力的媒介，开始在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以及扬州、成都等繁华商埠悄然兴起，并迅速蔓延。人们沿袭旧称，或呼为“小报”，或称“新闻纸”，更文雅些的，则仿效朝廷的“邸报”，谓之“民间邸抄”。

在印刷时代之前，信息的传递主要依赖口耳相传、书信往来，以及官方垄断的“邸报”（或称“朝报”、“邸抄”）。邸报由地方派驻京城的进奏院编发，抄录朝廷明发谕旨、官员任免、臣僚奏章（经筛选）等官方信息，通过驿递系统传至各州县，供地方官员阅览，属于严格封闭的官方内部通讯系统，与普通民众无关。民间亦有私下传抄、售卖邸报内容以牟利者，但规模小，速度慢，且风险极高。

然而，机器印刷术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信息复制的成本，提高了传播速度。同时，公立图书馆和廉价书籍的涌现，客观上提升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士人、商人、手工业者）的识字率和信息需求。一个潜在的、对朝廷动态、官员升降、京城趣闻、地方异事、乃至商品行情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市场”正在形成。敏锐的商人，失意的文人，甚至某些别有用心者，迅速抓住了这个机遇。

最早出现的“民间小报”，形态粗陋，内容混杂。

它们多由一些识文断字、消息灵通又胆大活跃的市井人物操办。这些人可能曾是落魄书生、退休小吏、商铺账房，或者干脆就是茶馆酒肆的老板。他们利用各种渠道——贿赂进奏院低级吏员以获取邸报“底本”，结交各衙门杂役打听内部消息，从南来北往的客商口中搜集奇闻异事，甚至干脆道听途说、添枝加叶——将所得信息，匆忙整理、润色（或夸大），然后雇人（或自己动手）排版，找有印刷机（往往是小型、简易的木制印刷机，或干脆是手摇印刷机）的作坊快速印制出来。

这些早期小报，通常只有一两张纸，单面印刷，没有固定报头，往往在头版印上耸动的标题，如“京师快览”、“两都新谈”、“四方异闻录”等。内容包罗万象：朝廷昨日颁布了某条新令的摘要（常常是断章取义）；某位官员外放或回京的传闻；东西两市最新的物价波动；某位名士的新诗句；某坊间发生的奇案（往往被演绎得神乎其神）；来自岭南或西域的珍奇货物消息；甚至还有一些星象占卜、市井笑话、浅白的诗词唱和。

售卖方式也很灵活：在热闹的市口（如东市、西市）、茶馆、酒楼、书铺门口，由报童（往往是贫家小儿）叫卖，或由走街串巷的小贩兜售，价格极低，通常只需几文钱，甚至可以用一两个饼子换取。购买者则三教九流皆有：关心时政的士子，打听行情的商人，喜好热闹的市民，识几个字想了解“外面世界”的工匠。

尽管内容粗糙，真伪难辨，时效性也远非“即时”，但比起以往口耳相传的模糊和延迟，这种白纸黑字（虽然可能印得歪斜）、定期（或不定期的，但越来越趋向定期，如三五日一期）出现的信息载体，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填补了官方信息发布与民间信息需求之间巨大的空白，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相对快速的、可反复阅读的“外界感知”渠道。

很快，一些更具野心和资源的势力介入了这个新兴领域。

首先是某些商业行会。比如长安的丝绸行会、洛阳的漕运行会，他们开始资助或直接创办小报，主要刊登与行业紧密相关的信息：朝廷对商税的最新动向、某地丝绸的产量与价格、漕运关卡的检查情况、新近抵达的胡商采购意向等等。这些“行业小报”内容更精准，读者群固定（行会内部成员及相关商人），虽然发行量可能不大，但实用性强，影响力不容小觑。

其次是一些与朝中不同派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神秘人物。他们创办的小报，政治色彩浓厚。虽然不敢公然攻击朝廷或武则天本人，但常常通过“报道”某些官员的“政绩”（或“劣迹”），引用某些“匿名士人”的评论，隐晦地表达对某项政策（如公藏阁的建立、对工商业的鼓励）的褒贬，为背后的派系张目或打击对手。这类小报往往文笔更老练，消息来源更“内部”，在士人圈子和中低级官吏中私下流传甚广。

更有甚者，出现了专门以揭秘官场秘闻、名人隐私、渲染奇情艳事为卖点的“八卦小报”。  这类小报的编撰者深谙市井心理，内容极尽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之能事。什么“某尚书夜会外宅妇”、“某节度使家中怪事”、“平康坊名花最新情状”，甚至虚构一些才子佳人的香艳故事，配上粗陋的插图，销量极高，在市民和部分低级文吏中极受欢迎，也最为正统士大夫所不齿和担忧。

茶馆、酒肆、书院、乃至一些比较开放的士人聚会场所，迅速成为这些“新闻纸”传播和发酵的温床。

“听说了吗？昨日《两都新谈》上说，圣上欲在淮南道再开三处大型织坊，由将作监直辖，这丝绸价钱，怕是要跌！”

“嗤，那《新谈》惯会胡说。我倒从《漕运商讯》上看到，今年运河漕粮数额已定，押运的又是那位‘钱阎王’，沿河关卡少不得又要剥层皮！”

“诸位，看过这期《清流拾遗》没有？上面有篇‘论市舶司增税之弊’的文章，虽未署名，但看笔力，像是御史台某位大人的手笔，直指市舶使刘公公任用私人，盘剥过海商贾呢！”

“嗨，那些都是虚的。快看这《坊间奇谭》，写的是万年县一桩奇案，丈夫外出三年，归来发现妻子与邻居……啧啧，写得那叫一个详细，还附了图！才五文钱！”

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多样性，在长安、洛阳的街巷间流淌、碰撞、发酵。以往只能通过官方邸报或私下书信传递的、经过严格过滤的、延迟许久的信息，如今被各种立场、各种目的的小报，切割、咀嚼、重新包装，甚至扭曲、编造，然后撒向大众。民众（至少是城市中有识字能力和信息需求的民众）第一次感到，自己与朝廷的动向、官员的升降、远方的新闻、乃至名人的隐私，距离如此之近。尽管这些信息真假莫辨，充满了臆测和偏见，但它们塑造了一种全新的、集体性的“认知环境”和“舆论场”。

这对于朝廷，尤其是对于试图严密掌控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的武则天朝廷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棘手的挑战。

以往，朝廷的意志主要通过诏令、官府文告、以及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本身相对封闭，且与朝廷利益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言论来传达和贯彻。民间舆论，则分散在乡野谣谚、市井闲谈之中，难以捉摸，也难成气候。现在，这些分散的、模糊的舆论，似乎找到了一个可复制、可传播、可留存的具体载体，并且开始呈现出某种“公共舆论”的雏形。虽然还很初级、很混乱，但其潜在的动员能力和对官方叙事权威的消解能力，已经让敏感的统治者感到了不安。

紫宸殿侧殿，气氛凝重。狄仁杰将几份字体不一、印刷粗糙的纸张呈送到御案前，面色严峻：“陛下，此乃近日东西两市，乃至一些茶馆书铺暗中流传的几种‘新闻纸’。有谈时政的，有传绯闻的，有论商贾的，有述奇案的。文笔粗劣者居多，然间有文辞犀利、暗藏机锋之作。更有一二种，隐以清流自居，对朝政多有点评，虽未敢直言犯上，然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其心可诛。”

武则天翻阅着这些纸张，脸上看不出喜怒。她看得很仔细，尤其是那几份涉及官员评价和时政议论的。“消息从何而来？印制者何人？背后可有主使？”

“回陛下，”  狄仁杰答道，“臣已命金吾卫暗查。此类小报，多由市井无赖、落魄文人操办，印制多在偏僻坊间的小作坊，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难以根究。其消息来源混杂，或贿赂各衙门杂役胥吏，或道听途说，或干脆凭空捏造。至于背后……或有唯利是图的商人资助，或与某些对朝政不满的士人、乃至……朝中某些失意官员有牵连。盘根错节，清查极难。”

“难？”  武则天放下手中的“小报”，凤目微抬，“狄卿，依你之见，此风可长否？”

狄仁杰沉吟片刻，道：“陛下，此风源于印刷便捷，信息易得，人心好奇。若一味严禁，恐如扬汤止沸，禁而不绝，反使其转入地下，流言更甚。且如今两都士民，已渐成阅此‘小报’之习，骤然全禁，易生怨言，亦显朝廷气量不足。”

“然则，任其妄言，诽谤朝政，窥探宫闱，淆乱视听，岂不更损朝廷威仪，动摇人心？”  武则天语气转冷。

“陛下所虑极是。”  狄仁杰躬身道，“故，老臣以为，堵不如疏，禁不如导。民间有此需求，强压并非上策。朝廷当主动作为，另辟蹊径。”

“哦？狄卿有何良策？”

“其一，整顿、规范现有‘邸报’。”  狄仁杰显然深思熟虑，“现行邸报，只传官员，内容刻板，时效迟缓。可加以改进，扩大发放范围，不仅至州县，亦可酌情发放至重要集镇、学宫、乃至公藏阁。内容上，除朝廷明发谕旨、官员任免外，可适当增加一些不涉机要的政事简述、地方善政、祥瑞嘉禾、外藩朝贡等消息，文风可稍加活泼，使之更宜阅读。此乃以正视听。”

“其二，”  狄仁杰继续道，“或可由朝廷相关衙署，如礼部、国子监，或新设一署，创办一份面向士人、学子、乃至有识百姓的‘官报’。此报可定期印发，内容经严格审定，除传达朝廷德音、宣示大政方略外，亦可刊载一些经过挑选的、有利于教化的文章、诗赋、农桑新知、格物浅说。价格低廉，广为发行。此乃以正压邪，占领阵地。”

“其三，”  狄仁杰声音低沉了些，“对于民间私办小报，需尽快明定律令。可规定，凡欲刊印发售此类新闻纸张，必须向所在州县官府登记备案，载明主办人、印制所、主要撰写者。每期内容，需在印发前，送有司审阅（或事后追惩，但事前审阅更为稳妥）。严禁刊载以下内容：诽谤朝廷、议论宫闱、泄露机密、捏造官员阴私、煽动民变、传播妖言、诲淫诲盗。违者，视情节轻重，处以罚金、查封、乃至刑责。主办者、撰写者、印制者、发售者，连带坐罪。此乃立规矩，明界限。”

武则天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叩御案。这些建议，与她和李瑾先前议及的“出版条格”思路一致，只是更为具体，针对的是“新闻纸”这个新生而棘手的事物。她知道狄仁杰考虑得周全，既看到了威胁，也看到了机遇，更提出了务实的管理策略。

“疏、导、管、惩……狄卿老成谋国。”  武则天缓缓道，“然，兹事体大，牵扯甚广。这‘官报’由何署操办？人员如何遴选？内容尺度如何把握？民间小报登记审查，由地方州县执行，如何确保其不敷衍了事，或借机勒索？审查标准如何统一，方能不使言路壅塞，又防微杜渐？”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那几份形形色·色·的小报：“更有一层，这些纸张，虽粗陋，却似有魔力。寻常百姓，识字不多，却愿费几文钱购之；士人官吏，明知其中多虚妄，亦忍不住窥看。其所言之事，无论真假，传之极快。以往政令下达，需经州县，再至乡里，迁延日久。如今，一纸风传，不数日便可能街知巷闻，虽多谬误，然先入为主，三人成虎。此等情势，于施政、于驭民，是福是祸，犹未可知。”

狄仁杰默然。这正是他最深的忧虑。技术带来了信息传播的便利，也带来了信息失控的风险。朝廷的权威叙事，第一次面临着来自民间、商业化、快速复制的“非官方叙事”的挑战。以往，朝廷可以相对从容地解释、引导、甚至掩盖某些信息。现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事件，都可能被迅速捕捉、加工、传播，形成某种“舆论”，反过来对朝廷形成压力。

“拟个详尽的条陈上来，着政事堂诸相与礼部、刑部、御史台详议。”  武则天最终吩咐道，“‘官报’之事，可先行筹备，由……翰林院牵头，会同礼部、国子监办理。民间小报登记审查之制，亦需尽快拟定细则，颁行天下。记住，”  她的语气加重，“开言路，不等于任妄言。导舆论，必先固根本。  这根本，便是朝廷的威信，是纲纪法度，是人心所向。新出之物，可用，但绝不可为其所制，更不能任其动摇国本。”

“老臣明白。”  狄仁杰领命。他知道，一场关于信息控制与舆论引导的、静默而复杂的斗争，已经随着这些粗糙的“新闻纸”，悄然拉开了序幕。朝廷必须学会在新的环境下，与这些来自民间、充满活力也充满不确定性的声音共处、博弈、引导，乃至必要的压制。这远比处理几份诽谤奏章或抓捕几个散播谣言的愚民，要复杂和艰难得多。

就在朝廷高层为如何应对“新闻纸”而筹谋时，民间的办报热潮却方兴未艾。  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民众的好奇心是旺盛的，而印刷机（哪怕是简易的）的滚筒，一旦转动起来，就难以轻易停下。更多形式各异、内容五花八门的“小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有的专注商情，有的锐评时政（在边缘试探），有的专写奇案艳情，还有的尝试刊登连载小说、文人唱和的诗词。

茶馆里，关于“小报”上某条消息真伪的争论，越来越成为常见的风景。不同小报之间，为了销量，也开始出现相互攻讦、争夺“独家消息”的现象。一种模糊的“报人”身份开始出现，虽然还远未形成职业，但已有以此为生、甚至小有名气者。

信息在加速，舆论在发酵，一个更加喧哗、更加难以一手掌控的“公共言论空间”，正在大唐帝国的心脏和繁华都市，以前所未有的形态，躁动地、粗糙地、生机勃勃地孕育着。它对王朝的影响，此刻或许还只是水面上的涟漪，但潜藏在水下的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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