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索雷尔和他的同伴们回到巴黎后，立刻就成为这座城市无可争议的主角。

    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报纸版面，迅速被“美国归来”的话题所占据。

    一股名为“美利坚”的旋风，争猛烈地冲击着这座自诩为“欧洲人的首都”的城市。

    除了莱昂纳尔婉拒了几乎所有公开活动和采访，其他几位作家几乎来者不拒。

    他们刚结束了一场盛大的巡演，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同胞分享在新大陆的见闻。

    爱弥儿·左拉在《费加罗报》的专访中，对记者说：“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社会展现出的那种乐观和自信，是当前欧洲，尤其是法兰西，所稀缺的。

    在纽约，在波士顿，在旧金山……你都能感受到一种信念——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当然，这种力量是粗糙的，甚至是野蛮的，他们的城市也缺乏巴黎的积累，他们的社交礼仪有时过于粗鲁和直接。

    但你不能否认那蓬勃的生命力。相比之下，我有时觉得，法兰西或许过于精致了，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显得格外疲惫。”

    这番话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些读者赞赏左拉的坦诚，另一些人则感到被冒犯，认为左拉夸大了美国的优点。

    阿尔丰斯·都德则在《小巴黎人报》上连载了他的旅美随笔，他的笔触更温和，也更诗意。

    他描绘了纽约港欢迎自己一行人的盛大队伍，感慨于一个新兴国家塑造自身形象的雄心；

    他写到波士顿图书馆里如饥似渴的年轻面孔，认为美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丝毫不逊于对财富的追逐。

    【他们或许还没有诞生自己的莫里哀或雨果，但他们正像一个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汲取欧洲文化的养分，努力想要发出属于自己的第一声啼哭。

    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躁动！】

    埃德蒙·德·龚古尔，在《吉尔·布拉斯》杂志的沙龙访谈中，承认美国的工业震撼了他，但也批评文化上的浅薄，以及过于崇尚物质的缺点。

    “那里的一切都围绕着‘有用’和‘效率’打转，即使是艺术和文学，也往往被视为一种‘产业’，这让我们感到一些不适。

    但你必须佩服他们的行动力，他们在建设，疯狂地建设，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而我们似乎更擅长在房间里进行争论，一旦走出房间，就对现实中的问题束手无策。”

    若里斯-卡尔·于斯曼，则在《现代生活》杂志上撰文，详细描述了美国媒体的运作方式。

    【最让我惊讶的，并非他们的报纸销量有多大，而是他们对待批评的坦承。

    当索雷尔在旧金山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存在‘锡币皇帝’和‘小镇领主’时，发生了什么？

    有些媒体即使不赞同他的观点，也原文照登了他的演讲，甚至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

    即使面对外国人，他们也有一种承认自身缺陷的勇气和自信。

    而这在巴黎，恐怕难以想象！】

    当然，最受大众欢迎的，还是居伊·德·莫泊桑。

    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鲜活、生动，充满猎奇的细节，极大地满足了巴黎市民的好奇心。

    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纽约高耸的大桥，调侃美国饮食那巨大的分量和单调的口味，还得意地提及自己在大学演讲时如何风靡年轻女学生。

    他甚至专程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女性的文章——

    【美国的女士们，尤其是那些大学里的年轻小姐，她们身上有一种在欧洲很少见的大胆和直率。

    她们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敢于直视男性的眼睛，甚至敢于主动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

    当然，波士顿的女士们除外，她们包裹得像是要去参加宗教裁判所的火刑仪式。

    你能想象吗？她们甚至组织了自己的读书会和俱乐部，讨论政治、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时装和八卦。

    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也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这篇文章在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里被反复引用、讨论，引发了关于女性地位和教育的又一轮热议。

    通过这些作家们的眼睛和笔触，一个更鲜明、更真实的美国形象，逐渐在巴黎人心中清晰起来。

    它不再仅仅是那个“只有金钱和钢铁的暴发户”，没有历史、没有文化。

    它有了血肉，有了精神，既有让人赞叹的活力，也有令人不安的缺陷。

    作家们的见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巴黎媒体和知识界的集体反思。

    《共和国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我们的作家们带回的不仅仅是一些异域风情的见闻，还映照出了法兰西如今的倦怠。

    我们拥有卢浮宫，拥有先贤祠，拥有绵延十几个世纪的灿烂文化，这是我们的骄傲，但也成了我们的负担。

    当我们沉湎于过去的辉煌，习惯于在沙龙里进行永无止境的、却无关痛痒的辩论时，大西洋对岸的那个年轻巨人，正以一种近乎鲁莽的精力，开拓着它的疆土，塑造着它的未来。

    我们是否已经在精神上，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

    “老妇人”这个比喻，迅速抓住了巴黎公众的想象力，也刺痛了许多人的神经。

    《费加罗报》的评论则试图平衡这种反思：

    【让我们保持清醒吧，先生们！美国的活力值得赞赏，但问题同样触目惊心——

    “锡币”制度下是对工人的变相奴役，种族隔离依旧顽固地存在，还有充满暴力的选举……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的毒瘤！

    法兰西的“老”，是成熟，是积淀，是历经革命风雨后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践行，我们无需妄自菲薄！

    我们的使命，不是去模仿美国的“新”，而是让我们的“旧”，焕发新的生机。】

    很快，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响亮。

    立场保守的《法兰西行动报》率先发难，几乎是指名道姓地批评：

    【我们的一些作家，去了一趟美国，呼吸了几口那里充满铜臭和煤灰的空气，回来后就仿佛得了‘失忆症’！

    他们忘记了是谁的语言被世界尊为最优雅的交流工具，忘记了是谁的文学照亮了人类的精神，忘记了是谁的革命激励了世界！

    左拉先生看到的“乐观积极”，不过是堆砌物质后浅薄的满足；莫泊桑先生欣赏的“女性独立”，背离了上帝教导我们的传统美德；而于斯曼先生称赞的“媒体坦诚”，无非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表演！

    先生们，你们是否还记得自己是一个法兰西人？你们是否被那些美国人的美元晃瞎了眼睛，以至于失去了对我们自身文明最基本的自信力？】

    《巴黎回声报》也加入了论战，它讽刺道：

    【看来，我们的文豪们不仅带回了美国的见闻，也带回了美国式的“自我批判”精神。

    只是，他们将这种批判用在了自己的祖国身上，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当我们内部的批判声音，与外部的“榜样”结合起来，那会动摇我们民族的根基！】

    这些抨击并非空穴来风。

    在一些沙龙聚会中，确实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将美国视为未来的灯塔，认为法国应当放下身段，学习美国的务实和效率。

    尤其是第三共和国换个不停的内阁，与停滞不前的国家建设，让人觉得法国确实已经垂垂老矣。

    这种论调，又让许多立场保守的精英感到不安。

    一时间，巴黎的舆论场分裂了。

    咖啡馆里，人们为“美国究竟是榜样还是警示”争得面红耳赤；

    沙龙中，贵妇和绅士们围绕着“法兰西是否已经老迈”展开尖锐的辩论。

    报纸上的论战文章一篇接着一篇，观点激烈碰撞，火花四溅。

    支持左拉等人的人认为，敢于正视他国的优点和自身的不足，才是真正的爱国；

    反对者则斥责他们是被“美国神话”蛊惑，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信。

    整整两个星期时间，法兰西的舆论界都在为莱昂纳尔等人的美国之行吵翻了天。

    ——————————

    圣日耳曼大道117号的公寓里，莱昂纳尔·索雷尔对窗外的喧嚣充耳不闻。

    他书桌上的稿纸越堆越高，刚写出《太阳照常升起》的法文原稿，又忙着给“佩雷尔号”的八个故事写大纲。

    唯一会外出的理由，就是要前往法兰西喜剧院，盯着《咖啡馆》首演前最后的几场彩排。

    苏菲有时会带来一些报纸，念几段上面激烈的争论给他听。

    莱昂纳尔通常只是听听，偶尔笑笑：“让他们吵去吧，争论本身，就是活力的表现。

    如果连这点不同的声音都容纳不了，那法兰西就真的老了。”

    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报童在高声叫卖着最新一期的报纸。

    莱昂纳尔说：“你看，巴黎还是那个巴黎。它会消化这一切，就像它曾经消化过无数次这样的冲击一样。

    最终，它会继续走自己的路。”

    苏菲笑着问：“你真的不想说些什么吗？要知道，《咖啡馆》要首演了……”

    莱昂纳尔回头看看她，也笑了起来：“你越来越了解我了。”

    说完，他从桌上的稿件中抽出薄薄的两页纸递给苏菲：“把它寄给《共和国报》。”

    苏菲接过稿纸，只见的标题赫然是：

    《法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第二更，求月票）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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