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冬，奉天（今沈阳）。

火车缓缓驶入奉天站，站台两侧站满了日本关东军士兵，刺刀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寒光。溥仪透过车窗，看到站台上悬挂着“欢迎康德皇帝陛下”的横幅——“康德”，是日本人为他拟定的新年号。他心中一阵激动，仿佛终于等到了“天命”降临的时刻。

婉容坐在他身边，裹着厚厚的貂裘，脸色比窗外的雪还要苍白。她一路沉默，眼神空洞，仿佛灵魂早已留在了天津。她知道，前方等待她的，不会是皇后的尊荣，而是更深的牢笼。

火车停稳，溥仪在日本官员的簇拥下走下车。他身着西式礼服，却努力挺直腰板，试图摆出帝王的威仪。然而，当他看到站在最前排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时，那点微弱的底气瞬间消散——本庄繁并未向他行礼，只是微微颔首，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

“陛下，”本庄繁用生硬的中文说，“新京（长春）已为您准备好宫殿，请随我来。”

“新京”？溥仪一愣。他本以为会定都奉天，那里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可日本人却告诉他，新首都将设在长春，并改名为“新京”——一个毫无历史底蕴、纯粹由日本殖民者命名的城市。

他想质问，却不敢。他知道，自己早已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长春，伪满洲国“执政府”。

这是一座仿照日本宫殿风格建造的西式建筑，外观宏伟，内部却冰冷刺骨。溥仪被安置在二楼的一间套房里，婉容则住在隔壁。房间里一切陈设都由日本人安排，连窗帘的颜色都要经过批准。

“这就是朕的‘皇宫’？”溥仪站在窗前，望着外面被铁丝网围起来的院子，喃喃自语。

婉容没有回答。她径直走到床边，躺下，用被子蒙住头。她不想看，也不想听。她知道，从踏入这座城市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皇后”，而是一个被日本人监视的囚徒。

伪满洲国成立大典，在“执政府”举行。

溥仪身着日本人特制的“陆海空军大元帅”礼服，站在高台上，接受日本官员和少量汉奸的“朝贺”。台下没有百姓，只有关东军士兵和日本侨民。整个仪式简短而冰冷，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

大典结束后，溥仪回到寝宫，发现婉容不见了。他焦急地四处寻找，最终在花园的角落里找到了她。她跪在雪地里，双手捧着脸，肩膀剧烈地颤抖。

“婉容！”溥仪跑过去，想扶起她。

婉容猛地抬起头，脸上全是泪痕，眼神却异常清醒：“皇上，你醒醒吧！这不是大清，这是日本的殖民地！我们，都是他们的傀儡！”

溥仪被她的话刺痛，恼羞成怒：“放肆！朕是天子，岂能容你如此胡言乱语！”

“天子？”婉容惨笑，“一个连年号都要日本人定的天子？一个连皇宫都被铁丝网围着的天子？皇上，你比愚公还要愚蠢！”

溥仪无言以对，只能转身离去。他知道，婉容说的是事实，可他无法接受。他宁愿活在自己的梦里，也不愿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婉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她拒绝参加任何官方活动，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吸食鸦片。她的身体日渐消瘦，眼神浑浊，曾经的美丽荡然无存。她开始出现幻觉，时而对着空气说话，时而痛哭流涕。

日本人为了控制她，派了一名女特务以“贴身侍女”的身份监视她。婉容知道，但她不在乎。她早已放弃了反抗，只想在烟雾中，度过这漫长的余生。

一日，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憔悴的脸，忽然想起入宫时的情景。那时的她，风华正茂，对未来充满希望。可如今，她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废人。

她拿起剪刀，剪下一缕头发，放在梳妆台上。旁边，是她最后一首诗：

《残梦》

新京雪，覆旧宫，

龙旗残，凤影空。

鸦片香，蚀骨痛，

愚公转，山未通。

溥仪的“复辟梦”也在一点点破碎。

他发现，自己这个“执政”（后来改称“皇帝”），连最基本的人事任免权都没有。所有重要职位，都由日本人担任。他发布的“诏书”，必须经过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审核。他甚至不能随意离开“皇宫”，外出必须有日本宪兵陪同。

他开始后悔。他后悔听信郑孝胥、罗振玉等人的蛊惑，后悔与日本人合作。可一切都晚了。他已经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他唯一的慰藉，是与弟弟溥杰的书信往来。溥杰在日本留学，信中常描绘日本的繁华与强大。溥仪看了，心中五味杂陈。他既羡慕日本的强盛，又痛恨日本的侵略。

他终于明白，自己想要的“大清”，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为日本侵华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1934年，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举行了“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满洲帝国”，年号“康德”。

大典当天，婉容没有出席。她被强制注射了镇静剂，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又一次“登基”了，却成了历史上最可笑的“皇帝”。

溥仪在登基诏书中写道：“……朕承天眷，光复旧物，建立满洲帝国……”

可他心里清楚，这不是“光复”，而是“沦陷”。

婉容的身体越来越差。

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被日本人关进了“皇宫”的地下室。那里阴暗潮湿，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她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

1945年，苏联红军进攻东北，伪满洲国垮台。溥仪在逃跑时，没有带上婉容。他以为，她已经死了。

其实，婉容还活着。她被苏联红军俘虏，后来辗转被送回中国，关押在吉林省的一所监狱里。

1946年6月20日，婉容在狱中病逝，年仅40岁。她死时，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一个破旧的烟枪。

她的骨灰，被草草埋葬在监狱外的乱葬岗，无人知晓。

多年后，有人在长春的伪满皇宫旧址上，建了一座博物馆。

在婉容曾经住过的房间里，陈列着她的遗物：一支鸦片烟枪，一把剪刀，一缕头发，还有那首《残梦》。

游客们走过，大多只是匆匆一瞥，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住过一个美丽而悲惨的女人。

只有墙上的一张老照片，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照片上，年轻的婉容站在紫禁城外，笑容明媚，眼神清澈，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她脚下。

可如今，世界早已变了模样。

而她的故事，成了《大清悲歌》中，最令人心碎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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